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诱之以利，逼之以力，促使他们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组织内的细胞，然后创造条件让他们深入更高层的ong组织内部，去收买和发展更多的内线。

正是因为有一批高水平的高级特务活跃在反共斗争的案，还接连破获了ong的一些重要组织，包括共青团中央、ong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因此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派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陈立夫他们也瞧不起戴笠动辄bang激a、ansha的土匪作风。

与此相比起来，复兴社特务处人才少、经验少、技术拙劣、基础薄弱，各方面都比不上派条件雄厚。因此几年下来，只因为一桩“怪西人案”稍微有些声色，又很快沉寂。事情的起源是特务处湖北站逮捕了一名ong嫌疑人员，叫关兆南。得知下属终于在反共活动中有所进展，戴笠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前去武汉审讯，对其诱降说服。在周养浩的威逼利诱下，关兆南终于叛变，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组织的外围联络员，但是没见过领导，只知道一个上海的信箱号码，每次都是这个信箱向他发出指令。

周养浩很有头脑，他没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关兆南向上海方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发展了几名情报人员，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考察。

果然负责此事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工作人员陆海防上当了。他刚到上海，就被特务逮捕，就近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

戴笠得知消息，亲自前来审讯。可是贪生怕死的陆海防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经戴笠一番名利诱惑，他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已经吓呆了的陆海防甚至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抓捕到一个欧洲人。

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这个案件毫无进展。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其实这被捕的洋人名叫约瑟夫·华尔顿，真名叫罗伦斯，出生在苏联立陶宛，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他为人机敏，仪表堂堂，会讲德、俄、英、法四国语，颇有一副西方绅士的派头。1933年，受苏联红军情报部（今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派遣，罗伦斯来到中国，接替他的前任、“红色间谍”左尔格的工作。他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国际组织成员，但是由于他的沉默，使得案子没有进一步扩大。

在当时，这场无头案的草率结案也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怒斥戴笠“废物”。戴笠把一桩原本可以拿出来和派抗争的案子办砸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反共方面的确有很多不足。于是，他才想到利用美人计为复兴社扳回一城。

就在戴笠摩拳擦掌，派出向影心准备在二陈身边布置内线的时候，那一头也很快有情报传到了二陈耳中。那时他们刚刚在一个舞会上认识一个活泼娇媚的少妇，相谈愉快。少妇自称向友新，还约他们下次一起打牌喝茶。当时没有人起疑心，现在想想，才意识到差点就上了戴笠的当。这个消息一出，两人都是一身冷汗。再派人去调查向友新，也是杳无音信。从这之后，派和复兴社的矛盾也开始明火执仗地张扬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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